爱国将士周德民抗战经历

（根据周德民多次口述，其子女周九鼎、周九让、周剑云、周剑秋、周剑满分别回忆，参考了党史和抗战有关资料，由周剑英、周剑雯整理。） 

   我的父亲周德民（1902-1982）是陕西长安温国堡村人。

   他是原国军74军（军长王耀武）51师（师长李天霞）153团（团长卢醒）第三营营长，100军（军长李天霞）辎重营营长（中校副团长），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

   1925年我父由朋友介绍到河南开封当兵，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后，于1926年回家务农。

   1927年到杨虎城部教导营当学兵，王泰吉（我党早期地下党员革命烈士）是教导营长，同学有杨天恩、林之潘、赵啟民（解放后是我海军司令部副司令员）等人。

   1928年参加麟游、渭华起义。当年由教导营长王泰吉队长刘清和领导在麟游县城起义。首先杀掉了反对起义的学兵队长张烈，把起义人员带出县城进了北山，准备组成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后因准备不足，力量单薄被打散在几角沟一带，他们到渭南华县一带参加渭华起义，结果失败，和他一起参加起义的人有赵啟民、杨天恩、王尚文、林之潘等人。之后，他们都送回家（1984年“西安文史资料”）。

   1929年因家乡遭年馑，无法生活，我父就去南路军当兵，在武昌训练时被伪中央把枪缴了，我父回家务农。

   1932年，听说王泰吉、刘清和在杨虎城骑兵团当团长，我父去找他们，王叫我父到第一团第四连当排长、连长。

   1932年护送中共要员从汉中经过关中到陕北去。是年王泰吉指示我父护送一位从汉中到陕北去的党的要员，经过关中一段时一定要尽全力（甚至牺牲性命）将其安全护送出去。我父将其由西安安全送到铜川，复命时，王告诉我父，那个人就是党的重要干部（附“西安晚报”）。

   1933年冬掩护红军西进。该年冬我红四方面军途经秦岭西进到子午镇一带时，我父受王泰吉暗中指示“在五里以外掩护红军西进”我父受命后带领先头部队在远处发现红军时，即向空中鸣枪（给红军暗中报信），便一面故意大喊：“红军来了，快跑啊！”一面率部队撤退，扰乱军心，以掩护红军西进，因此我红军得以顺利达到秦镇以南地带。

   1933年营救我地下党员赵啟民。1927年在杨部教导营当学兵时，结识赵啟民。关系亲似兄弟，他们一起参加麟游，渭华起义，经常给赵买枪枝弹药，那时每隔3-4天赵到我父住处来一趟。每次都是清早来半夜走，而每次我父不但给他们（赵和姚得顺）把枪弹缠在腰间和裹腿里，还亲自将他们送出南城门，他们再辗转送进南山（秦岭）交给游击队。1933年秋我父在西安南门担任城防时，得到赵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关押在伪军法处的消息，立即设法去探望他（因我父认识军法处处长），并托我外祖父颜鸿钧（西安开明绅士）给他送去绒衣和零用东西，并转告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做出营救其的暗示，我父即设法营救。后兰田的林之潘也赶到西安，和我父商量共同筹钱营救之事。后通过我外祖父多方活动，赵终于被救出。因怕赵西安久居再出事，决定尽快把赵送往大峪口。路上为了赵的安全，我父派了亲信士兵七、八人和我四叔父一直尾随保护，将赵护送到目的地。（后附我父与赵的信件，1985年“长安文史资料”中“我是怎样营救地下党赵啟民的”一文）。

   1933年耀县起义。这年杨虎城骑兵团第一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率全团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当时全团四个连，每个连编为起义军的一个大队，连长任大队长，我父是第四纵队（即大队）队长。全团共1000多人，在三原辘辘把村与孙友仁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战斗，起义不幸失败。团长走了，我父回西安住闲。（1984年“西安文史资料”）。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由一位老同事陈光耀介绍到伪二八师当排长。

   1937年调补充旅当连长往汉中接兵，回西安后又调到伪五一师王耀武部。

   我父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位热血青年，追求进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因此他冒死一次次地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当日寇入侵，国家危难之时，他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从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一腔热血洒向战场，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从1938年开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父随74军参加了所有大会战——

   一、张古山之役，杀敌负重伤。

   1938年他参加豫东抗日战争后又参加了江西南浔线张古山、杨家山之役。张古山之役是“万家岭大捷”的一场关键战斗。此役，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当时敌我双方争夺制高点张古山，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死伤者不计其数，张古山顶尸山血海，山下横尸遍野，鲜血染红了张古山，真是一寸土地一寸血啊！在此次战斗中，我父所在团营作为主攻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战斗惨烈，人员伤亡惨重，他曾回忆说（1958年9月初）：“我们就在这个山下面，日军在山上凭险而守，地势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打得特别艰难。我们要夺回制高点，就要逐步缩小包围圈，就拼命向上攻。日本鬼子为了保住山头阵地，他们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燃夷弹、瓦斯毒气，疯狂向山下扑杀。日军装备精良，天上有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凄厉的啸声震耳欲聋，几乎将我方阵地掀翻，地上有重炮、坦克掩护。重炮，迫击炮、机关枪、手榴弹响成一团，烟雾火光交织一片，真是浓烟火海，枪林弹雨啊！战斗打的异常惨烈、艰难。当时我看到我的战友我的兄弟一个个倒下，看到日寇的凶残疯狂，我的肺都气炸了，仇恨填满了我的胸膛，我脑海里什么都不想，只有报仇杀敌夺阵地。我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边打枪还击，边指挥战斗。从一个士兵身边到另一个士兵身边，从一个战壕到另一个战壕，我指挥他们射击，指挥他们扔手榴弹，接过倒下战友手中的机枪，愤怒的子弹向日本鬼子射去………我喊着，指挥着，射击着，突然一个士兵对我高喊：‘周连长你负伤了！’当时我只觉得腹部一热，低头看时，腹部中弹了，被弹片拉开了一个大口，鲜血直流，肠子流出一大截，我踉跄了一下倒地了，昏迷了过去。苏醒时已躺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主刀医生是你赵伯伯——张灵甫的医生赵佛海）。因伤势过重，后又被送到后方医院休养。”经过三天两夜的浴血奋战，歼敌3000余人，74军收复了张古山，取得了张古山“三陷三夺，日旅团葬身山谷”的辉煌成果，也因此获得了“抗日铁军”的光荣称号。

   他还说：“就是写国歌的那个作家田汉，还以张古山之战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他甚至还轻声地哼了几句：“起来，兄弟们……”他沉浸在深深地回忆之中。

   张古山之战，74军伤亡也很惨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据一抗战史料记载，仅我父所在的51师中，四个团一共伤亡5名团长（包括代团长），7名营长和两千余名官兵。我父的团长张汉铎、营长卢醒负伤，营长陈铭牺牲，我父是连长身负重伤。正是这些官兵勇猛顽强，视死如归忘我牺牲的精神，支撑着74军的荣誉感和意志，在以后的抗战岁月里，一次又一次打击了日寇，一次又一次打出了王牌军的军威。这些荣耀也有我父亲的一份。

   我父伤愈后仍回51师，1939-1940年参加南昌会战之新喻、分宜抗战。

   1941-1942年，参加上高会战，因作战勇敢升为营长，后又随51师参加长沙会战之平江、浏阳、醴陵保卫长沙之战。

   1943年，因在长沙保卫中，我父勇猛善战，调往100军当辎重营营长（中校副团长）参加了常桃之战。

   1943——1944年，调回51师153团第三营任营长（副团长级），参加了常德会战之慈石之战。

   二、慈利阻击战，战功显赫。

   1943年——1944年，我父参加了常德会战中的常桃之战，慈石之战。

   常德是湘西重镇，川贵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这里便成了重庆大后方的物资唯一补给线。

   1943年，日本纠集了配有空军和毒气部队共计16万余兵力，大举进犯以常德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慈利和石门互为犄角，构成常德西北方向的屏障，是常德会战的主要外围战场。日军集中2万9千多的兵力与74军的1万6千多人在慈利石门厮杀。11月中旬，石门失守，慈利成为阻击日军与之拼杀的主战场。

   我父所在的51师正是慈利阻击战与敌浴血奋战的军队。他们以血肉之躯顶住敌机了轰炸，重炮的轰击，燃夷弹的烈焰，毒气的熏杀，以顽强的斗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击溃了凶残的日军，夺回并坚守了阵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我父在七姑山阻击战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张家界新闻网之“犹闻当年厮杀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从17日（指1943年11月）开始至24日，日军先后在赤松山、垭门关、羊角山和七姑山遭到了国军顽强阻击。一次是18日上午，51师和58师各一部在亮垭将日军派往增援赤松山的第三师团68联队包围，歼敌约200余人。第二次是将突袭国军羊角山左翼阵地的一股约300人的敌军全歼在廖家村附近的澧水河。第三次是日军攻击到七姑山下，国军乘敌人立足未稳，两个营从七姑山和明月山分别杀出，歼敌上千。敌65联队长伊滕伊彦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中右腿，差点丧命。这个阶段，国军一直占据地形上的优势，但是，日军利用飞机、大炮、还多次使用毒气，给国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羊角山一役，国军伤亡900余人。七姑山之战，日军出动13师团65联队，104联队，佐佐木支队第四大队和第3师团一部约一万五千人，全线发动了攻击，阵地几次易手。国军51师151团二营营长张集光壮烈殉国，153团第三营营长周德民率众冲杀，光荣负伤。”关于这一带的战斗，国军有这样的记载：“21日拂晓，敌全线重兵攻击，于明月山、七姑山附近，反复争夺四次。我军151团第二营营长张集光在冲杀时壮烈殉国，第153团第三营营长周德民负重伤不退，在燕子桥附近生擒敌34师团第216联队三中队上等兵横田池夫等6人。血战至已刻，我阵地无恙。”日军战史是这样描述的：“21日敌人的攻击逐渐加剧……..13时30分，敌人一枚手榴弹在军旗下爆炸，联队长和旗手立元义则少尉受伤，卫兵三人死亡。右腿被炸伤的联队长……然而死伤者仍在递增，危机迫在眉睫。”

   综上资料，清楚显示，我父和张营长所率的两个营仅一千八百余人，要与8倍于已的一万五千人的日军厮杀，战斗是多么的艰难、惨烈啊！这要何等的英雄胆气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啊！同时他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才取得了歼敌上千，日联队长和旗手被击伤，三卫兵死亡，生擒6个日本鬼子的辉煌战绩。他不愧为战功显赫的抗日英雄。（后附资料）

   在抗战中，我父全身多处负伤。头部、胸部、腹部、四肢、右手等多处负伤，还有两粒子弹残留在右大腿根部，一直折磨到他去世。他留有许多负伤时的照片（子女们都见过）可惜在文革中，这些照片连同他昔日的好友赵寿山（抗日名将）亲笔提词的照片，于佑任书写并亲自赠于他的四幅墨宝等一批珍贵资料被毁被付之一矩。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父不愿打内战，就请准退役，在岳阳做小生意养家糊口，1953年又回长安老家务农直到去世。

   抗战八年，我父的鲜血和青春献给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谱写了一曲抗击倭寇入侵，保家卫国的壮歌，书写了一个中国军人抗日的英雄史。著名的军事教授马骏说过：“每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流过血，出过力，甚至牺牲了性命的人，都应该得到人民的尊敬，这个最大的尊敬，就是国家的铭记。”2014年慈利县社科联历时6年完成了“中日常德会战之慈利阻击战”课题研究，还原了这段史实。他们给抗日老兵赠送了一面锦旗，“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功昭日月，国人共仰。”我父和他的战友们在慈利阻击战中的战斗史实和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下来，他们的名字留在了中国的英烈谱上，永远刻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得到了国家永远的铭记。

   我的父亲和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用血肉之躯、用鲜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壮歌，他们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永世流芳。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不仅要铭记在心，更应该把他们的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爱国卫国的精神传承下去，传给子孙。

   1982年我父去世时，长安县温国堡大队和党支部在追悼会悼词中，给了我父很高的评价。“周老先生的一生是进步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老先生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党为革命为民族的解放斗争所作的贡献是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的，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时的陕西省副省长刘庚给他的挽联是“评高月旦”西安市政协常委王英给他的挽联是“正气浩然”，他们的挽联提词，给了我父一生公正的评价。

（作者：周剑英 周剑雯  如需转载、使用，请联系作者本人或民革西安市委员会以获得授权。联系方式见本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