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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汪晴江与苏联援华军火的运输工作

汪晴江先生口述遗文    汪莹 整理

 

1934年,我受中国银行董事会之命领衔到西安筹建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投资总额为 300万银元。机器为进口德国纺织机器。当时陇海铁路已由陕西渭南修到西安,并将继续 西筑。因西安此时已不再是陕西关中棉花的集散地,为投资效益计,我向天津中国银行 董事会建议;将新建厂址改在盛产棉花的咸阳。董事会同意后,在时任陕西省长邵力子 先生的支持下即退售原购西安北门外的200亩建厂用地,将西安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改迁 至咸阳建设,仅首期建设材料水泥、钢材等由西安往咸阳转运就征用了 2000余辆胶轮大 马车,一年后建成投产。此厂为西北首建近现代化工业之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列咸 阳纱厂为后方八大纺织厂的第六位。其时名列第八位的是新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任国 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的父亲荣德生先生创办的荣氏家族民营纺织企业“申新纱厂”。

1937年日本侵华“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此时己初 步形成,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要先从苏联海参威用火车运至中国境内,再用卡车经新疆运 至内地,交付国民政府。苏联援华军火需在陕西咸阳设置一个大中转总站。因临时选择 地址、建设库房都成难题,一时无着。因我与曾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因师 生关系是老朋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和我相熟。时国民政府第一军团司令胡宗南率部驻陕刚到陕西无处办公,已应我之 邀,将本公司的一座我原先独自使用办公的三层砖木、混凝土结构的新式小洋楼以楼梯 为界分开,胡将军与我各使一半办公,胡宗南将军将此作为军团司令部驻地。后又经邵 力子先生从中斡旋,我们商定,将中国机器打包公司设在咸阳城外北塬上距市区十几里 路的20余间窑洞库房腾出,作为苏联援华军火的转运总站仓库。这样便于保密,对外可 佯称:大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是“从新疆运到西安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的羊毛 原料”。能为抗战效力,义不容辞,我马上答应。并派人将咸阳北塬上的窑洞仓库腾空移 交给西安行营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部门管理。

1937年11月11日,第一批苏联援华抗战军火物资到了新疆,十几天后就作为“羊 毛原料”经兰州运到了咸阳。

当时我们都称运输苏联援华军火的车队为“羊毛车队”。清一色的美国道奇卡车, 由中国战勤运输部队军人驾驶、苏联顾问押送,我们称他们为“俄国人”。车内装有枪炮、 弹药、坦克车、军用设备,车上用帆布包盖的十分严密。“羊毛车队”到咸阳一般都在晚 上,仓库附近由军警戒严,以保安全。

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运抵咸阳后,即由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和西安行营的官员负责清点 分发;有的继续运往重庆,有的就地分配给黄河河防部队和各战区部队,也有极小部分 运至延安发给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第八路军。

苏联援华输运军火的车队一来就是几十辆、上百辆。为掩人耳目,每次“羊毛车队” 到咸阳,我都带领几个可靠职员前去办理所谓“接收羊毛”手续,实际上是一个做给外 人看的幌子。

作为东道主,每次“运羊毛”的车队到咸阳厂区后,我都率人照例先是慰问,送上 香烟、茶叶、水果,在当时陕西接待条件最好的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招待所休息就餐。晚 上还要组织厂里的女工和附近中学校的女学生和苏联派来押送军火的顾问联欢。俄国顾 问和运输车队的官兵都喜爱跳交谊舞。有时还由我率本厂由老友京剧名角余叔岩先生亲 自培训的厂业余京剧票友戏班为援华苏联运输队的官兵演唱京剧,内容多为颂扬中华民 族英雄和抵抗外侮的剧目。

从1938年春季起至1941年夏季期间,每年的3月至10月,都有苏联援华的军火 经由新疆运到咸阳中国机器打包公司的库房。

天长日久,消息逐渐走漏,日本人的奸细先是将咸阳中国机器打包厂听成“大炮厂” 报告给日本军方,说咸阳打包厂是一个制造军火大炮的重要军事目标,该厂的仓库是苏 联援华军火的中转总站,遂引来日本鬼子的飞机对我厂的几次轰炸。

记得1937年12月12日,日机第一次轰炸了西安、咸阳,所幸厂里只落了几个炸 弹,损失不大。

1938年11月23日,日机又轰炸了西安、咸阳,此次厂里损失较重,有几个车间 被炸毁,经抢修后才恢复生产。此次最惨的是西安回民被炸死多人。西安回民4万多人 集体抗议,并引起世界伊斯兰教民的强烈抗议。

1939年1月18日、4月2日、7月7日,日本鬼子飞机多次猛烈轰炸西安。咸阳, 将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几乎夷为平地,所幸苏联援华军火转运仓库设在塬上较 为隐蔽,未受损失。

当时咸阳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占地200余亩,有厂房几十万平方米。职工 最盛时多达500余人。抗战时期本厂生产的32支纱布大多是作为军用。不少产品由小商 贩输往陕北供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那时国民政府有禁令,不得售送棉纱、棉布供应 陕北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以供应国军前线部队为主。但小商贩知道我与诸多国民党党政 要员关系要好,就经常打着我的旗号,说这全是汪总经理的货,遂得以通过国民党军警 设在三原、铜川等地的检查站运往陕北。有时被一些军警扣押了运往陕北的棉布,商人 就托我去担保,为了厂里的利益和与商贩的业务关系,我曾亲自出面具结担保了几次。

在日寇敌机最后对西安的几次轰炸中,有一颗近2米、比壮年男子还粗壮的炸弹落 在厂内,砸倒了一间房屋,但没有爆炸,经工兵查看是“哑弹”。拆除了引信、炸药后, 我将空炸弹壳留下来,亲自在上面用油漆写下“不忘国耻”四个字,用水泥做了底座, 矗立在工厂饭堂的大门前,用以激励全厂职工不忘国耻,努力生产以支援抗战。

当苏联援华军火车队返国时,还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将没有国民党政府颁发出 国护照的八路军和中共的领导人及中共烈士遗孤暗中运往苏联。这些由陕北或国内各战 区来的中共人士就乘坐苏联援华军火车队的运羊毛汽车从我的咸阳纱厂和中国机器打包 公司启程经兰州、新疆去苏联学习、治病、养伤和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后记:汪晴江(1893—198^1893年出生,早年在上海求学,思想进步,曾受教于章 太炎、邵力子、于右任等,参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原清朝政府的大清 银行就改制为官商合办的“中国银行”。汪晴江即以祖业为资,投入中国银行, 和张公权、梅兰芳、黄金荣、杜月莖等沪上闻人一道成为早期中国银行董事之 一。1934年,汪晴江衔民国政府之命,为首批开发大西北实业家,创办西北第 一家近现代棉纱设备与技术及管理颇为先进的官僚资本企业、咸阳中国机器打 包公司打包厂与咸阳纱厂,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汪晴江担任中央纺织部西 北办事处第一副主任,西安纺织同业工会主任,1956年以年衰告老退职,应时 任河北省副省长杨亦辰邀请居津,1981年因病逝世。汪晴江先生被誉为民国近 代金融业、棉纺织业奠基人之一。

汪莹,1926年出生,汪晴江先生长女,早年毕业于孔祥熙创办并终生担任院 长的以中国偿付美国战争赔款(“庚款”),美国捐建的“山西铭贤学院”,为中 国近代首批企业管理专业大学本科毕业生。汪莹女士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 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和陕西省建三公司担任计划和企业管理工作,为中国民主建 国会会员、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基金会顾问、辛亥革命后裔陕西联谊会顾问、 陕西古代音乐文化研究院永远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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