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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军学兵队走出来的抗战老兵林建华

林俊丽

    林建华(1913—2001)又名林相,曾用名林长福,李建勋,李建华。民革党员。祖籍山东登州,生于吉林省梨树县。少年聪颖,5岁即入私学,后入梨树县学堂,初中未毕业即赴沈阳求学。求学期间,适逢东北军教导队招生,本欲报考警官学校的林建华,就转投报考东北军教导队,被教导队招录入伍。送至锦州北边约20里路的北大营受训三个月。紧接着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军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政策,一路西撤,林建华目睹和经历了东三省的失陷、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眼看着身为军人不能守卫祖国疆土,他心中积满怨愤之情,但也只能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

1933年2月间,国民政府着手对东北军进行改编,3月10日身背“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因东北失地,通电下野。东北军即于当日改编为5个军,共约26万人。全部冠以国民革命军陆军称号。其中何柱国部改为第57军,何柱国为军长,辖陆军第109师,115师,120师,及骑兵、炮兵、工兵等部队。林建华经人介绍去调到了第120师,被编在迫击炮连当通信员,执行传令公事任务。军队公事命令时间性特强,不管白天黑夜天晴下雨,他都坚决完成任务,按时送达,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营长高振清所赏识,被调到营部,干“帮写”工作,帮营部书记员抄写文书。因他具有文化优势和吃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又被选派到120师深造班学习培训。部队驻防地由北平撤到了河北定州。

张学良下野后,是1933年4月从上海取道香港出国考察的,历时8个半月,于1934年1月上旬又回到上海。接受了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决议名义,委任给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后又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副总司令的职务。林建华所在的57军随之驻防在湖北省孝感、麻城一带,以围剿红军。张学良在武汉共一年另七个月,在与红军的接触中,逐步改变了国民党以往宣传中,所谓“赤匪”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的不实形象,他开始认为共产党是帝国主义压迫逼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红军是鱼肉广大民众的土豪劣绅逼出来的、为了找饭吃的农民。他认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应当是第一位的。他看到了东北军的第二故乡华北事变引发的民族危机。他是有了这种转变之后,于1935年11月到西安上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务的。东北军67军、51军、骑兵军、独立105师等部队共13万人,于1935年9月,先后到达了西北。57军之一部移防到甘肃平凉,林建华到57军骑兵连当了班长。51军驻兰州,于学忠军长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护送九世班禅返藏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她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九世班禅是一位爱国的宗教人士,他傾心向内。从1923年受排挤和威胁,离藏进入内地,先后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受到嘉封。曹琨明令册封班禅“致忠禅化”四字。段琪瑞政府加封班禅以“宣诚济世”封号。1930年,九世班禅抵达南京,5月5日,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7月1日蒋介石政府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后往东北、内蒙等地进行爱国宗教活动。1932年在绥远百灵庙一带驻留宣传,当时德王等鼓动所谓“蒙古自治运动”,班禅即严正指出“自治运动的实质是分离祖国,必须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其团结、抗日、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逝世,西藏政局起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于1934年2月,任九世班禅为国府委员,并于2月20日在南京就职,确定了九世班禅返藏主持政务,组成护送班禅九世回藏专使行署,派诚允为专使。120师深造班的教育长杨伯平为护卫队队长,林建华在兰州参加了护卫队,于1936年6月14日到达甘肃夏河县扎布愣寺。后来国民政府派赵守钰接任专使,林建华随诚允返回到西安,准备再回部队去。8、9月份,杨国栋老师把林建华引荐给了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因为他们是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林建华就被编入了孙铭九卫队二营。

林建华在学兵队学习,得到很大提高。

张学良到西安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代行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职权后,在围剿红军过程中,受到军事失败、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西安抗日民主运动诸多因素的影响,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分别于1936年1月19日、2月25日、4月9日先后三次与中共领导人李克农、周恩来等举行会谈,特别是4月9日他和周恩来的直接会谈,达成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共识和协议,接受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向周恩来提出,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缺少抗日干部,请红军给予帮助。周恩来提出:缺乏抗日干部,可以采取办训练班的办法来解决。这对张学良启发很大。刘鼎也向张学良建议招收青年学生入伍,培养抗日干部骨干。7月初,张学良决定办个东北军学生队,为了保密就编在卫队二营,以后就通称学兵队。

学兵队的骨干都是从东北军中抽调的,学兵的来源,是张学良指示到北平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家乡子弟。中共北方局给了大力支持,送派了一批“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中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员,来西安学习,先后三批,共计300多人。还有十几名学员是东北军子弟及各救亡团体介绍来的。林建华是学兵队第一批学员。他被编在4个分队中第1分队,队长是刘明显。第二批队员到达后,重新编组,由原4个分队,12个班编成第1、第4两个连,6个分队,9个班。刘明显为第1连连长,林建华在第1连。

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这一天,学兵队在西安城墙东城门楼上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实际上是一次抗日救亡的动员大会。

林建华在学兵队受到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政治教育主要是形势教育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政治教官孔祥祯、李梦令都是中共党员。此外还请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朱理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和刘鼎(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是张学良通过宋庆龄从上海请来的)来学兵队讲课。“一二·九”学运领导人之一的宋黎,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形势教育课主要讲国际、国内形势,讲“九·一八”以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民族危机,以及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后果,各大派系对抗日的主张等内容,通过政治教育使学员们牢固树立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坚定信念为目的。学兵队还安排于维哲讲述“苏区见闻”,以他自己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后,如何在瓦窑堡红军训练班学习和接受红军的军事训练,怎样学习和理解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他自己看到的苏区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讲得具体又生动,使那些背井离乡,向往苏区的学员耳目一新。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主要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讲课和自由讨论相结合,以便加深理解和启发自我教育。

军事训练教育是采用讲课和野外练习相结合的方法。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测绘》等。到大雁塔、咸阳周陵等地实地演练。军事教官都是军校毕业的,学员都是有知识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强,尽管时间不长,教学进度较快,教学成绩还是很好的。

学兵队的文化生活抗日气氛活跃,从学兵队产生的《学兵队队歌》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两首为学员最爱唱的歌曲,即可看到学兵队所收到的良好效果。

《学兵队队歌》歌词:我们是一伙流浪汉,我们是一群爱国犯,家乡,家乡,一片沃野的家乡,早成了倭寇的屠场。自由,自由,救亡图存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得丝毫没有。看哪,全国的愤怒已达到沸点,全世界解放的浪潮正在狂卷。同学们,我们要掀起抗日的暴风,我们要站在世界浪潮的前头,冲啊!勇敢地向前冲!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歌词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倭寇屠杀了我东北父老,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吼。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教敌人笑哈哈的袖手取巧。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林建华在回忆学兵队生活时感触极深地说:“我跟谷牧(当时名叫刘景希,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学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同在第一连。它(学兵队)先招第一连,第二回招第四连,年后才招第三连那么样弄的”。“我是七八月正热的时候报到的,报到的时候只有一个连”,“因为他那个名义上国民党隶属的部队么,张学良归国民党管么,但是去的那些人,由北京招的那些人都是反国民党的那些学生,里边大概就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我们不知道,我们从部队去的不知道,他们都在一块的都知道,人家也不跟我们说么,那阵是秘密的么。”“那时候我们就没听说过啊,我们去学的政治,就是共产党那阵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论辩证法,就学的这个玩意,我冷不丁也是学不通啊。”“军事学对我来说,我早说学过了,在教导队学过了”。

1936年11月下旬,傅作义率部坚持绥远抗战,一举收复百灵庙,三战三捷的胜利消息,使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为之一振,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林建华回忆学兵队的学员“那情绪就是更高涨了啊!高涨到啥程度呢,那时候兵待遇多低啊,说援绥啊,捐款啊,就不吃饭,劝都不吃,把吃饭的钱捐助援绥啊,上着学呢就要求到前线打仗去,支援傅作义啊,成天见面就是谈的咋样回东北啊,咋样不打共产党啊,咋样说服张学良引咱回去啊”!学兵队的中共党组织是很健全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宋黎负责,有中共党总支,有各支部委员会。党组织因势利导,组织报告会,让大家热烈讨论,大家对蒋介石的祸国内战政策极端愤慨,一致认为,挽救民族危亡,不能空谈抗日,应以实际行动支援绥远抗战,于是派出尚效飞等组成的学兵代表团去向张学良请愿援绥,党组织还发动学员集体绝食,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队部当时把大家的要求转达报告张学良。第三天下午,张学良将军在卫队营营部接见了全体队员,作了极其坦率诚恳的讲话,他对大家关心当前局势表示嘉许,讲了抗日要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的道理,他最后表示说,许多真实情况你们还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便向你们说明,希望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不会在你们面前食言。应该说,学兵队这次请愿援绥,对张学良将军决心逼蒋抗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林建华当面聆听了张学良将军的讲话,深受感动和鼓舞,正向他回忆中说的“就是那样,所以一气儿就到“双十二事变”么!”

学兵队队员都是双十二事变的目击者、参加者,孙铭九营长在西安事变中执行着赴临潼扣蒋任务,他便在12月11日晚上给各连每人发了100发子弹,并配发手榴弹,每个班都配有机枪,他说卫队二营另有任务,要学兵队“自己保护自己”。12日凌晨前紧急集合,第一、第四连成散兵线布置在东城墙上,向城内警戒,后来又命令说如果看到宪、警向我逼近时,就开枪射击。林建华和大家一样整夜在城墙上严阵以待,直到12日西安事变军事行动结束。他经历了西安事变那个无眠之夜,分享了卫队二营捉蒋后的极度兴奋和喜悦。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学兵队全体队都都受了指定的任务,有的被派进报社、电台、邮电局,有的被派进军警督察处,清查其逃散人员,有的派去帮助接收档案或看管扣押人员……等,很多同学都是在街头、学校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或参加合唱团,还有几个同学参加了以张寒晖为团长的“一二、一二”话剧团在西安、三原分别演出。在周恩来向宋黎、谢华(中共西北特支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后,先在学兵队内部传达讨论,统一认识,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力以赴的宣传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学兵队应有的贡献。

林建华在学兵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尽管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处在一个50%以上的人都是秘密共产党员的团体里(据杨辛克同志回忆,学兵队“积极发展党员到200人左右,约占全体队员的三分之二,成为我党在东北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直接受着中共重要干部的政治课程教育,他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也为他之后坚持抗战、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事变后,林建华坚持走抗日、进步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编为5个宣传大队,分别下到东北军5个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取代了国民党在东北军的政训处。林建华和孟宪清到105师第五团当宣传员。刚一开始时,各部队都知道学兵队下来的人都是张学良的亲信,都被看的很高,工作也好开展。他们积极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官兵中得以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张学良将军被扣押,特别是“二、二事件”孙铭九等少壮派杀害了王以哲军长以后,军中元老派迁怒于学兵队,把派到各军、师、团做政治宣传工作的学兵队员纷纷赶出部队,林建华和其他队员一样,撤回到陕西邠州(即现在的彬县)东北军总部所在地。在宋黎、郭维城等努力下,为了保护这批进步力量,以“东救会”的名义,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将撤回的200余人改编为青年训练班,林建华在青年训练班继续学习。

1937年3月中旬,分裂后的东北军执行“乙案”陆续东开,移防安徽一带,青年训练班随军到了咸阳,改编为军官差遣二队,林建华被分编在差遣二队,随部队到了安徽省怀远县。当时队内中共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刘澜波、宋黎等因身份暴露调往中共北方局东北特委工作,任志远任中共总支书记。此时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抗日宣传工作仍继续进行。林建华实际上处于待命分配的状态。5月份,蒋介石勒令解散差遣二队。至此,从1936年9月成立以来,三经改编,历时十个月的东北军学兵队最终结束。

遣散后,中共北方局派宋黎到怀远负责安置这批队员。约有三、四十人去了延安,百余人分配到东北军各部,其余人员调回北平,林建华到了北平。保持民先队员身份,和民先队组织保持联系。

七七事变后,林建华和李琪敏、林朝之拿着卢广绩给109师赵毅师长写的信,去了东北军109师,林建华被分配在特务连。卢广绩写信是以东北抗敌协会名义介绍的,给林建华把名字改为李建勋。此时赵毅第109师隶属于第49军,刘多荃为军长,归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的第1战区序列,在河北和山东北部地区。林建华参加了109师在沧州的对日战斗。此后第49军奉命增援上海淞沪抗战。

10月底第49军开赴淞沪战场。第109师在纪王庙,马目桥一线,11月8日,在109师与预备11师共同守御的枫泾阵地上,日军主力发起猛攻,第109师被日军包围,但仍坚决抵抗,伤亡惨重,坚守至11月10日。第49军逐步西撤,及至12月,撤到安徽南陵、泾县。补充整顿,待命行动。在淞沪战场上109师几乎打光了,林建华是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忠心耿耿地跟着赵毅师长。

为了补充109师,第49军军长刘多荃和第109师师长赵毅一同去武汉活动,走了不少门子,花了不少钱,终于调来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预5师团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弄到手,全部装备了预5师,统一用捷克式步枪,每连6挺捷克式轻机枪,营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连,仍称109师,赵毅为师长。林建华被任命为326团第六连连长。此后不久,第109师调往徐州前线,不料4个黄埔系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开不动,蒋介石便把赵毅的师长职务撤掉。改由蒋介石嫡系李树德任师长,原东北军营以上军官全部换掉了。部队开往开封,归第一战区刘峙指挥。就这样第109师被剥离出东北军第49军。还有一部分东北军官兵自己离开了,林建华自己留下来,还劝留一部分下级军官,随军继续北上抗日。

林建华在学兵队受到的政治教育,使他树立起了牢固的爱国抗日思想。尽管部队里的中上级军官已经全部换了,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他依然是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战斗在连长职位上。1940年被提升为副营长兼连长。1941年升任少将团副。在此期间他参加过华北抗战,担当过黄河河防任务,经历了晋南战役,1942年调任325团团长。1944年夏,因暴露了西安事变时在东北军学兵队的身份和历史,被副团长罗业齐及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来的学生排挤,并密告上级。遂被以“疏忽敌情”等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入狱。1948年冬天出狱后即脱离军界,先后在郑州、西安当店员谋生。解放后在西安庞华百货店工作,1979年退休。出于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伟大历史贡献的崇敬,林建华加入了民革组织。又当选为西安市莲湖区第7、8、9届政协委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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