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程树荣先生

程树荣，字增光，1938年在抗日烽火中改为正光，取正大光明之意。1898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山西绛州，即新绛县，系著名回族企业家、义兴堂掌柜程观胜之长子。其母袁氏，为当地大家闺秀，虔诚贤惠。因受家庭影响，程树荣自幼勤奋好学，助人为乐，不只心系教门，忠于自己的信仰，热爱伊斯兰教，热爱穆斯林，还立志长大后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少年中国的有志少年程树荣，在新绛中学、山西政法专科学校求学期间，敬业乐群，品学兼优，曾任山西省学生自治会主席，被当地军阀逮捕。毕业后先在一个单位担任月薪仅六元的文书，不久即回新绛县绛垣中学当教师。因教书育人成绩卓著被爱国志士、山西回族名流、省府专员马君图先生赏识，为河东道衙门录用，负责督促修复黄河汾河口以南河堤。当时黄河、汾河发大水，河堤溃决。程树荣以满腔热情，经常头顶烈日奔波在几个县百余里的河堤上，督导沿线抓进度，保质量，深受民众及地方官员的好评。但是，后来省政府奖励督修河堤有功人员，提拔了河东道尹县官，劳苦功高的他却与此无缘。初尝社会不公，他遂辞职返乡在母校新绛县中学任教。适逢山西省警官学校招生，他以应试成绩第一被录取，后又以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省民政厅选用，留在公安处工作。

1929年，程树荣被派往运城县任公安局长。当时治安、劳动、交通、医药、卫生等方面工作都归公安负责。他廉洁自律，深入社会，严控私盐贩卖，整治社会治安，采取严格消毒、挖井、诊治等措施，有效制止霍乱瘟疫。任职四年，官声颇佳。

1932年，经马君图先生向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推荐，程树荣被破格选荐为山西省会太原市公安局长。当时太原在阎锡山直接管辖之下，没有设太原市长，市府的许多职能都由公安承担。局长有专车，程树荣却很少坐，经常一个人穿着便服、骑自行车走街串巷，检查警察值勤及市政、民生等各方面情况。摸清情况后，他首先大抓警员素质建设：每两个月招收一次警员，要求高小毕业，有一定的文化，身体仪表好，每次只招几个，宁缺毋滥，训后上岗。对警官则是要警官学校毕业才录用。其次狠抓社会治安：组织城中闲散、无业穷苦人搞人力运输，既解决穷人生计问题，又稳定了社会，真是一举两得。据原山西省府专员、西安市府参事温振东先生回忆：“太原当时治安好，几乎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因此，在全国警务比赛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当时首善之区南京，为山西争得了荣誉，他个人也在全国政界得露头角。任职期间，太原因受“9·18”事变及北平“12·9”学生运动的影响，抗日大潮风起云涌，宅心仁厚的他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关系，多次暗中保护进步学生领袖及地下党人员等。太原的治安活动归警备司令部管，1936年反中学毕业统考的学生领袖，解放后曾任财政部长的戎子和、交通部局长刘耀夫都称赞他对学生很好，他们提出的要求基本都能满足，并悉心照顾学生。1933年，他出资数千银元与马君图、朵席儒两位穆斯林长者一起捐钱，买一批书籍在太原大南门清真寺办起了从三个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而命名的“增儒图”图书室，一直开放到1937年毁于战火，为提高当地穆斯林群众的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前几年，山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金维范阿訇曾撰文追述这一义举盛事。

1936年，程树荣参加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举办的政府官员培训。1937年“7·7”事变后培训结束，他报国心切，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赶回太原。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将、太原城防副司令，城防司令为镇守绥远的抗日名将傅作义。他则协助傅作义将军守太原。因日寇侵略，11月4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及其晋绥军主力1万人撤出太原，退守临汾。当晚，傅作义将军亲率从绥远撤回的6000名抗日将士守卫太原。 11月8日夜，为牵制进犯的日军，傅作义把军队向太原西北方向撤出，未来得及通知省政府地下室城防司令部坚守岗位的程树荣。及至警卫报告日军已入城，流弹横飞，他才率领部属，边打边走，英勇拒敌，负伤四处，最后逾城而出，追赶撤往临汾的晋绥军主力。由于他的军大衣被日寇的枪弹击落在地，当时有传言说，他被日本人抓住后处决，人头就挂在太原小南门城门楼上。太原沦陷后，他又奉命率部驻守临汾。

1937年12月，程树荣因腿疾辗转撤退至西安养伤。后又因腰部严重扭伤，才得以长期居留西安。身体初步康复后，他在1939年至1948年期间独资主办“伊斯兰布道所”。布道所设在西安西大街中段的一栋门面三间、入深三间的两层木楼。他为此购买了大量中、阿文书籍，配备了专门人员管理，聘请阿訇、中文学者授课，欢迎回汉群众阅读听讲。当时许多回族青少年无力上学，多是上午卖食品，下午在布道所阅读学习，晚上听课，听请来的阿訇、学者及程树荣本人讲解伊斯兰教义，听中文学者讲古典文学、历史，听讲时屋内屋外紧挤，听者众多、专注，十分安静。讲后请听众提问，解答探讨。当时，西安广播电台还多次特请布道所的阿訇、学者到电台里向社会宣讲。其讲解精辟，形式活泼，促进了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增强了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社会反映极佳。此举的效果正如原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马德明回忆所说：“自己之所以能在国史古文上有些根基，全得益于在布道所的听课学习。自己当年能赴北平攻修建筑，也得力于程树荣先生向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先生等穆斯林名流学者的修书举荐。”2001年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会长马贤曾在《山西穆斯林》杂志撰文对程树荣办伊斯兰布道所的义举给予以高度评价：“程先生对教门贡献很大。这种公开向社会宣传，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是一个创举，有利于外教人士逐步了解伊斯兰教，增加互相了解和团结。”

1940年，程树荣见许多回族儿童因家贫不能上学，又自己出资5万元购买一批桌椅，联系当时回族人士请来老师在西安大、小学习巷清真寺内办起了“正光小学”，他自任校长，让回族孩子们免费读书。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健生将军闻讯大喜，欣然为正光小学题写了“忠勇敬信”的校训。后因日本飞机轰炸小学停办，他又将桌椅等教学资产全部捐给西二路“伊斯兰小学”。这批儿童，多有成才，有的还成为社会中坚。陕西师范大学原民族部主任杨清源教授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现年80多岁的杨教授，回忆起儿时在正光小学读书时的情形，言语之间还是不时流露出自豪与感激。1940年前后，程树荣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到青海赈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的哈萨克穆斯林兄弟及受达赖活佛排挤的西藏藏民。之后，他又在西安与工商界穆斯林40多人结为兄弟，团结抗日，合资在大麦市街办建国机器厂，制造汽车马车滚珠轴承、纺织机、电话机等，以生产物资为抗日战争出力，直至盟军收复缅甸，滇缅公路重新打通。特别要指出的是，电话机的研发与生产，实为当时国内首创，引起各界关注与支持。

1948年冬，为躲避战乱，程树荣带领一家老小迁往兰州。在流亡途中，他仍念念不忘兴教办学的夙愿，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向白理事长建议书》，提出了十六条切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办法。

1949年解放后，程树荣被兰州市军管会聘为人民代表。1950年返回西安后，被西安市军管会聘为人民代表，并担任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委员。不久，他又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还应邀参加陕南土改运动，民委、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政治学习活动。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程树荣错误被审，在受审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面对错判不服上诉，最高法院批示复查。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原主任了解他晚年的情况，连连称赞他是个硬汉子。

    程树荣于1969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归真，享年72岁，安葬咸阳市北回民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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