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规

  李规(1906-1994)湖南新化人，民革党员。曾任西安市体委副主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西安市委员会第一届主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黄埔同学会顾问。

  【个人简历】

  1926年，西北战时干部训练团特训班毕业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1928年，到南京编入学生第一总队步兵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学习，结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排长、连长及上海复旦大学军训教官、营长；1938年，任第九十军补充第一团副团长；1942年，任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团长，不久改任辎重团团长；1945车，任第二十八师副师长，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6年，任整编第二十八旅副旅长、西北军官总队少将副总队长；1949年以后历任西安市体委副主任、民革西安市委员会主委、西安市政协副主席、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4年，在西安逝世。

拒绝内战  不负人民

  提到西安民革，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前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下辖的二十八师师长李规，他也是后来民革西安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西安民革的前身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工作的，同时也是“民联”成员的袁伯扬被派遣到西安铁路局担任专员，当时“民联”上海地区的负责人郭春涛，考虑到袁伯扬在西安的人事关系较多，袁的同乡、同学、亲戚李文、袁朴、曹日晖、袁致中、李规等人，都是胡宗南部的高级将领，郭春涛认为在西安地区发展“民联”地下组织工作的有利因素很多，在征得袁伯扬同意后，由袁担任“民联”西北地区特派员，主要组织西北地区“民联”地下活动，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

  彼时的李规任职胡宗南部的二十八师师长1945年10月，李规奉命将部队调往甘肃固原至庆阳一带地区，李规心里清楚这是蒋介石为打内战而在做准备，此时的他厌战情绪非常严重，当他随部队行进到西安的时候，恰逢袁伯扬也在西安，袁伯扬向李规阐明了“民联”的政治主张与主要任务，并劝说李规暂时不要离开部队，希望吸收李规成为“民联”成员，李规以仍在部队工作，不便于与其他方面或者个人产生横向联系为理由，婉拒了袁伯扬吸收自己的邀请，但提出可以为“民联”提供有关部队的情报，由“民联”转报中共地下组织。

  自此，袁伯扬就住在李规的家中，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对外说是袁伯扬租赁李规的房子，实则是为了更方便的开展对李规的统战工作。闲暇的时候，袁伯扬经常给李规讲述一些我党的历史，从秋收起义到百团大战，从延安整风到平型关大捷，那段时间里，袁伯扬房间里的灯总是要持续到凌晨，在一次次的秉烛夜谈中，李规对中国共产党和“民联”有了一个初步的，正确的认识。

  李规为“民联”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

  (1)1946年6月，李规由甘肃固原调来西安担任城防，他所在的二十八师已被改编成二十八旅，徐保任旅长，李规任副旅长，徐保接到胡宗南的命令，亲自率领二十八旅八十三团欲堵截王震将军的部队，李规迅速把这个情报经袁伯扬转报给中共地下组织，王震将军因此绕道陇县抵达陕北，徐保扑了个空。

  (2)1946年冬，二十八旅调防榆林，与二十二军共同守城，1947年夏，解放军围攻榆林，胡宗南命令钟松带领两个整编旅去解榆林之围，李规把这个情报通过袁伯扬转达给中共地下组织，当钟松率部赶到榆林的时候，解放军已全部撤走，钟松奉胡宗南命令尾追解放军，毛泽东在沙家店设下埋伏，钟松钻进了解放军的“口袋”，两个旅全部被歼，钟松只身逃跑。

  1948年8月8日，解放军向壶梯山进攻，李规担任壶梯山主阵地的守备任务。他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在解放军主力进攻壶梯山时提前整腿，致使钟松师部遣受重创，壶梯山失守。钟松率整编第三十六师后前至杨家凹，令整编第二十八旅撤至塔虎林至露井一线，可李规却撤到了澄城。导致钟松部在杨家凹被歼9800人，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少将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参李秀、少将团长（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一等被俘，就连国防部派来的战地观察第九组少将组长马国荣也被俘虏，唯逃跑经验丰富的“长腿将军”钟松于危急关头再次脱身。

  8月25日，胡宗南率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沈策以及参谋处长、作战科长、情报科长、副官处长等一大批高级幕僚，同时随带执法队、囚车、手铐、脚僚等凶器，杀气腾腾地来到大荔，斥责李规：“你既不固守壶梯山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后撤20多公里，在三十六师前线战斗紧急情况下，不派部队增援出击，影响整个战局，贻误我的大事！”胡宗南越说越气，大手一挥，把桌上的茶壶一把打翻在地。

  李规辩解道：“并非我有意这么做，手下的弟兄们常年征战，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我料定此役必败，为了保存实力起见…”

  胡宗南瞪着本就不大的一对眼睛，打断李规，“照你这么说，我们干脆降了算了！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置军令不顾，擅自逃脱，这是典型的逃兵！我要治你的罪！”

  胡宗南命令，将李规交军法会审，并以贻误军机罪，当场宣布3天后执行枪决。

  地下“民联”西北特派员袁伯扬得知这一消息后，和李规妻子一起去找到了“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胡宗南是绥靖公署主任)。

  裴昌会早就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也深深地厌恶打内战，他告诉袁伯扬和李妻，他去找胡宗南斡旋此事。

  当晚，裴昌会就来到胡宗南的官邸，他寒暄了几句以后说道：“寿山兄，李规的事情你可千万要慎之又慎啊！”

  胡宗南眉毛一挑：“这话怎么讲？”

  裴昌会呷了一口茶，慢慢说：“壶梯山一役，钟松作为前线最高长官，在诸位同僚被俘的情况下，自己却逃脱了，不处理钟松，却拿李规开刀，怕众将士不服吧？再者，李规的部下向来以凶悍著称，若是要把他枪毙，恐怕部队哗变吧？”

  胡宗南闻言一征，这个倒是他当时不曾想到的，他低头不语。

  正在此时，胡宗南的副官走了进来，见裴昌会在座，欲言又止。

  胡宗南烦躁地说：“有事就说，裴主任也不是外人！

  副官说：“华北剿总李副司令来电找您。”

  裴昌会听了，知道是李规妻子请了李规的堂兄--“华北剿总”副司令李文来做说客了，胡宗南叹了口气，起身去接电话了。

  次日，胡宗南在各方压力下，改变了枪决李规的决定，改交军法审判。三个月后，李规经中共及民革地下组织营救越狱，直奔延安，投身革命去了。

  初抵陕北，李规受到了习仲勋、甘泗琪、张德生、赵伯平、杨明轩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待。当别人给李规介绍习仲勋的时候，李规惊呼：“你就是名震西北的习仲勋啊！早就听说过你，但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习仲勋笑道：“革命不分先后！李规同志，欢迎你加入革命大家庭，在延安你会看到，没有官僚作风，没有不良风气，没有萎靡不振，有真正为群众着想的同志，有愿意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土，这里的人有理想，有信仰，这里有民族的希望！”

  李规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激动的久久说不出话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袁伯扬即被调往北京，任职铁道部参事室参事，由于袁离开西安的时候，并未对民革成员的组织关系做出安排，对他走后民革成员如何开展活动、跟组织如何联系没有交代，以致很多民革成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事实上，早在1947年秋，西安民革地下组织（原民联）成员就已经达到了四五十人，为了方便工作，成员被编成三个小组，第一小组是核心小组，哀伯扬兼任组长：第二小组以西安铁路局所属单位中的民联成员为主，负责人是谷卓汉、林群；第三组是以咸阳西北工学院在校学生中的民联成员为主，负责人是谭节升、文矩。

  西安地下民革成员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直接后果就是，到了1955年，民革陕西省委会成立的时候，只有李规和严瓚舜两人参加，很多人都认为解放前西安地下民革组织只有几个人，这是不准确的。

  1984年，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历程，民革西安市委会成立了，李规担任第一任主任委员，并先后兼任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他的带领下，民革西安市委会由17个支部发展到29个支部，党员由成立时350人发展到550人。他热心民革的工作，海内外的朋友来访，他都热情接待，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和国家的新政策和自己的新体会、新感觉。他在临终之时还在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期盼着有朝一日，海峡两岸可以再度融合。

  李规去世后，党和政府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作为民革成员，他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按照党的指示无私无畏地战斗，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新中国的卓越领导干部。他身在国民党军队，不愿参与内战，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果断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他为大西北的解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尽全力，努力工作。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为人民谋利益的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

  我们要学习李规先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坚信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学习李规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钻研马列主义，勇于实践，勤奋工作，自觉革命的精神。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李规同志，是为了不忘记在峥嵘岁月里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往事，是为了不忘记和平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起建设祖国的经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更多的力量。